5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正式施行。此次新规最显著的变化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的入罪标准与国家工作人员全面统一，入罪“门槛”均降至3万元；国家工作人员3万元入罪底线虽保持不变，但查得更趋精准深入，以单位名义掩盖、“隐形”操作等腐败手段将无处遁形。‌‌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演锋律师在接受南方网、粤学习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量刑标准统一、从严保护各种所有制资产，既回应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求，也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疑难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

　　入罪起点大幅“拉平”，3万元即可入罪

　　记者了解到，《解释（二）》实施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采取的定罪量刑标准，与国家工作人员相比存在“二倍”“五倍”的差距，导致同额贪污行为量刑差异显著。

　　按照旧标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起点分别为6万元和100万元；挪用资金罪“进行非法活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起点分别为6万元、10万元、400万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对应起点则为6万元、200万元。比如，贪腐相同金额时，国企工作人员可能构成“数额巨大”，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而民企员工因倍数折算，往往无法达到同等量刑标准。

　　新规明确，上述四类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贪腐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执行。取消倍数折算后，入罪门槛大幅降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标准降至3万元、20万元；挪用资金罪对应标准降至3万元、5万元、200万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应标准降至3万元、100万元。

　　“这并非降低‘门槛’，而是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入罪标准，拉平到与国家工作人员同等高度。”何演锋认为，这一调整也是近年来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反映。

　　民营企业：

　　直击8大领域行贿痛点，倒逼内部合规

　　何演锋指出，此前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量刑倍数差异，可能导致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处于刑法规制“真空地带”。加之民事诉讼成本高、执行难，不少民营企业面对内部贪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腐败在“灰色地带”滋生。

　　在他曾经接触的案件中，某民营科技公司财务总监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资金挪用给关联企业，但因当时挪用资金罪的量刑标准存在倍数折算，刑法无法介入，企业主只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利益损害却束手无策。而《解释（二）》实施后，该财务总监挪用的金额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行业作为腐败重灾区，成为新规重点规制领域。何演锋表示，新规统一标准后，3万元以上的红包、回扣，即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直击医药领域行贿痛点。

　　此外，新规重点加强对8个领域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明确个人行贿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20万元以上，即认定“情节严重”，其中就包括食品药品、医疗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领域。何演锋认为，入罪标准统一将倒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合规建设，完善财务审计制度，建立透明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遏制商业领域的腐败风气。

　　国家工作人员：

　　入罪底线不变，隐性腐败无处遁形

　　《解释（二）》中，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入罪底线仍维持3万元不变，但通过更精准细化的规定，彻底揭掉腐败分子的“隐身衣”。

　　“以往部分腐败分子会以单位的名义收受财物，实则归个人所有，以逃避责任。何演锋举例，某局长曾以单位招待费名义收受企业赞助，却将款项私自占有，按照旧标准，该行为是否属于个人受贿会存在争议，而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即认定为个人受贿，而非单位受贿。

　　在职务便利认定上，新规明确，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均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限于主管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这意味着，即便两人不在同一单位、无直接组织关系，只要存在事实上的制约关系，仍可能被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腐败。

　　挪用公款方面，新规针对“虚构名目掩盖腐败”作出明确规制：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不按规定入账等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认定为挪用公款。同时，新规对“不退还”情形作出更精准区分，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悔罪态度，确保量刑公正。

　　何演锋表示，《解释（二）》是我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迈出了实质平等的第一步。但他同时指出，民营企业报案难、立案难以及部分经济犯罪被当成经济纠纷处理等问题仍不容忽视，后续还需司法实践持续发力，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