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是什么？美军给了我们充分的展示。除了大家了解的后勤以外，在美军近期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中，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来--那就是情报！如果精确地知道敌人今天在哪里，明天去哪里，一共多少人，装备怎么样，就可以精确组织对他们的打击行动。那如果一支落后的军队能掌握更多的情报就可能击败比她更强大的敌人？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一支军队给我们证明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时期的军委二局和三局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歼灭了国民党18师的2个旅，同时俘获了半部电台和电台报务人员。经过思想工作，包括吴人鉴、刘达瑞等9个人同意参加我军。这就是我军无线电事业的起源。1931年1月3日，受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后第三天，已经改名为王诤的吴人鉴就在宁都县用半部电台抄收到国民党军队重要情报。根据这一情报，当天，红军在前线又击败了谭道源部，缴获电台1部、电话总机3部、电话单机20余部。在此基础上红军成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谭道清任机械师，为连级建制单位，共100多人，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来队伍扩大为无线电总队，下设专门从事监听侦收工作的侦察台，这就是我军网络空间部队和信息支援部队的肇始。

半部电台的复制品

1932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新颁布的编制表，军委总参谋部侦察科改为情报局，顺序为第二局，故称军委二局（一局是作战局），下设侦察、谍报、管理三科，专做敌情侦察工作。开始有前方二局和后方二局之分，后方二局的局长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前方二局的局长是原上海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的曾希圣。他们都是早期中共著名的谍报人员。前后方二局在1934年初合并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为曾希圣，副局长为钱壮飞，下设专职破译的第一科、负责侦收的第二科、进行校译的第三科和做谍报工作的第四科。全局共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余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等数十人。负责向军委总部首长提供战略层面的情报；另外在第一局中也有一个侦察科，负责指导部队侦察工作和对各级上报的情报进行汇总。在影视作品中更热衷于表达我军地下工作者如何机智勇敢，获取敌人情报，实际上军事情报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人力情报，而是技术情报，要获得这些情报就需要进行技术侦察，而那个时代的技术侦察就是无线电台密码的破译和有线电话的窃听。

曾希圣

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就利用上了电台这一利器。我军获取的第一台收报机，就为几天后打击谭师获取了情报，侦收敌台并破译密码一直为红军高层能够掌握敌人部队动向的关键支撑。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电台侦听到国民党军第28师的100瓦电台的明码通讯，于是设伏歼灭了国民党军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大部，缴获了一台完整的100瓦大电台和一份密码本，同时俘获了全部无线电技术人员。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红军无线电台再次截获国民党军电报，得知敌军“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和各路部队的部署及进攻路线。我军重新制定攻击计划，歼灭敌4个团。早期国民党军队管理粗疏，不了解我军已经在使用电台的情况，经常使用明码呼叫，所以屡屡被我偷吃。但是宁都起义后，敌人确信红军拥有了大量电台，开始严格管理，都使用密码通信，直接捡漏的机会没有了。这时破译工作就变得异常重要，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为代表的“红色听风者”的作用开始显现。

红军在建宁缴获的电台

曾希圣和曹祥仁通过缴获的敌人电报底稿，监视敌人电台，并且不停积累语言和数学知识等方式，终于在破译密码方面有些收获。1932年8月又从宜黄战斗中缴获的文书里发现了一封密电，其中前30个字已经译出，又标明是“展密”（当时国民党军使用的密码之一），他们用已知密码经过仔细翻译，进行了大量文字猜测和推敲，终于在10月份将“展密”全部破解。之后他们又破译了其它密码，据统计，从具备破译能力开始，到1934年7月，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本400余本，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度复杂的特别密码本，曾希圣也因此被称为能够读懂“天书”的人。长征开始后，随着中央红军频繁的行军战斗，军委二局对国民党军密码的破译也达到一个高潮，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100%。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是0。所以四渡赤水我们看起来特别精彩，我军能够反复穿梭调动敌人，最后彻底甩开敌人，这一切，都离不开军委二局准确有力的情报支持。第四次渡过赤水后，甚至发生了军委二局利用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为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争取时间的神奇故事。所以毛主席多次称赞军委二局是“好的二局”，并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王铮

说完二局再回头说一下军委三局。中革军委三局主管通信联络，既包括无线电通信，也包括有线电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它也是前面说的无线电队发展而来。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当时简称四局，王诤任局长，翁瑛任政委。长征出发前改称三局，伍云甫任政治委员，下设通信科、器材科和简易通信科，当时带了各种备用器材，仅汽油、干电池、电台零件等100余担，配属运输队200余人。二、三两局技术骨干和报务员100余人，共携带14部电台。三局在长征中的主要作用：一是和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联系；第二就是在红军总部和红一、三、五、九军团联系。在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的来往电报就多达280余份，有利保证了部队的指挥。另外还有有线联系，王诤要求电话队随总部先遣分队行动，每到宿营地，首先架好内部线路，接着向部队对架。机关、部队出发后，迅速撤线，背负电话器材急行军，提前赶到新宿营地，把电话架好，指挥机关一到即可通话。后来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局得到了壮大，此时电台有12部。三局的局长也变成了四方面军的宋侃夫。宋侃夫是四方面军破译密码的三杰之一，破译了川军大量密码，后来带着三局的7部电台参加了西路军，在进入新疆的最后一战中他亲手砸掉了西路军最后一部电台，烧毁密码本和两份留存的电报底稿，手持双枪步行进入新疆。

宋侃夫

所以红军看似很土，实际是一支掌握着当时高级通信技术，非常善于钻研和学习的一支强大武装，这和当时无数仁人志士甘愿奉献是分不开的。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局

抗战初期时期军委三局5个无线电分队同各地电台之间逐步建成了6张无线电通信网。有联系各地办事处的，有联系共产国际的，有联系新四军、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还有广播新闻网。后期总部发展到12个无线电分队。抗战初期，全军仅有电台34部，通信器材严重匮乏。为了适应抗战部队扩大又分散的形式、对了对付日伪的封锁，在军委三局通信材料科的基础上，成立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收集元器件和理工技术人才，自己制造通信器材，满足了部队需要，比如到1940年百团大战时，我军就开设无线电台100余部。此时，华北各战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已有电台近60部。我国的新华广播电台也是三局在此时帮助筹建的，还有气象通信网，这些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挥。

在延安的三局陈列馆

1938年以后，随着游击战的发展，部队更加分散，所以在一些主要根据地，比如晋察冀、山东电台逐步配到了团级，到1942年，新四军全军电台总数已达108部，报务人员达到335人。这样做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因为设备过于分散了，通信过于频繁，产生了很多安全问题。还有资源分散导致的效率不高。后来又被收回去了，直到1944年下半年，又逐步配置到团。这些部队行政上归本级司令部建制，业务上受上级通信部门垂直指导，最终由军委三局统一规划。比如说频率与呼号管理（最核心的控制），密码与保密制度都严格由三局管理，此外还有技术标准与器材维护，人员的任命等。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学员在进行手摇发电

进入解放战争后，三局的担子就更重了。全军部队越打越多，野战兵团开始超越本区域作战，各地部队的情况差异很大。原来的筹措体制难以维持，三局在王诤的领导下，制定了设备管理，存储和配发方案，比如步兵军配各种电台18部，兵团部配电台7部，野战军总部或大军区配电台17部，团部配电话单机10部，师部配14部，军部配20部，兵团部配24部，炮兵团配50部等等。以此为标准，通信设备从华东军区等抽调，以支援南下的刘邓大军、陈粟裕大军、陈谢兵团和其他军区。战略反攻中，三局进驻河北平山县通家口，至1948年8月，据统计仅关内各战略区通信干部数量即已达6260余人，通报台807座，收报台472座，有线电总机2000部。到三大战役时期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必须同总台直接联络的电台增加到20多个；可越级指挥、越级上报的电台大量增加；电报量急剧增多，特急电报接连翻番，平时“4A”特急报一般只占电报总数的35%，而在此期间，仅刘、邓、陈及林、罗的特急报即达75%，要求随叫随应的联络对象也占到20%。在此期间，毛主席亲自看过的总台收进的各野战军的电报达千余份，总台发出他亲自起草的电报即有400余份。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这几位放到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

解放战争的后期，特别是1948年全军整编后，三局对各级通信部队的编制、装备标准进行了严格统一。军一级基本都编成了通信团，师一级编成了通信营，营一级有通信连，电台已经配置到营级，而连级也逐步配置了超短波调频报话机（也叫做步谈机，只能语音通信），甚至在四野的某些主力团，可以做到排排有步谈机。

1949年3月进京之后，军委三局根据中央部署和新中国建设需要，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机构，决定压缩军委三局，派出主力阵容组建军委会电信总局。4月按照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三局压缩机构，撤销了三个办公室和工程处、卫生所等机构，仅保留军队通信联络科、军用器材科和总务科三个科，继续专注服务军事通信。